苏轼、王安石、欧阳修、司马光四人是什么关系?

2022-08-10 0 177

苏轼、王安石、欧阳修、司马光四人是什么关系?

苏轼生于公元1037年,王安石生于公元1021年,欧阳修生于公元1007年,司马光生于公元1019年。

从年龄上来看最大的是欧阳修,最小的是苏东坡。

聊这四个人的关系就必须要从年龄最大的欧阳修聊起。

欧阳修曾经去考试有过落榜的经历,不过23岁时就位列二甲进士及第。这样的年龄就能中举已经十分优秀了。当时的主考官是晏殊。

欧阳修后来成了北宋文坛的领军人物,此时第二个人出现了——苏东坡。

欧阳修担任主考官的时候,苏东坡写了一篇《刑赏忠厚之至论》,写得太妙了,以为是自己的学生曾巩写的,为避嫌,就定为第二。

后来公布出来才知道是苏东坡。他与苏东坡交流时说“此人可谓善读书,善用书,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”。经过欧阳修的点评,苏轼名动天下。这样算下来欧阳修算是苏东坡的知遇之人,伯乐。

当时欧阳修误将苏东坡当作曾巩,曾巩他有一个好朋友叫王安石。曾巩也曾经向欧阳修推荐过王安石的文章,受到欧阳修的赞美,对王安石的名声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。

后来欧阳修又一次向朝廷推荐王安石,举荐为谏官,王安石以祖母年高推辞。欧阳修又以王安石须俸禄养家为由,任命他为群牧判官。

所以欧阳修也算得上是王安石的伯乐。

通过欧阳修,王安石与苏东坡之间肯定有交集了。

轮到最后一个人,司马光了。

司马光的起点比较高,年少之时就扬名天下了,担任过副宰相的庞籍在司马光父亲司马池死后,把司马光当成自己的儿子一样培养、教育。

司马光和王安石年龄相仿,他们后来相遇之后成了好朋友,这里面还包括包拯,就是民间流传的那个包青天。

这四个人在“王安石变法”之前关系还是不错的。

一切在“王安石变法”之后变了。

宋神宗对王安石很欣赏,他继位之后王安石也得到了重用。

一场变法让这些人因为对变法的理解不同,成了敌对。

欧阳修对王安石的对青苗法有所批评,改知蔡州,这一年欧阳修将自己称为“六一居士”。一书、一棋、一琴、一金石、一酒、一老人。你就知道欧阳修到底在想什么了。

苏轼上书谈论新法的弊病。王安石让御史谢景在神宗面前陈说苏轼的过失。苏轼主动离京来到杭州,在杭州留下了很多事迹。

司马光一开始对王安石变法并不反对,直到青苗法出来之后,他就开始反对。后来好友范镇反对新法被免官,司马光愤然上疏,然后退居洛阳,专心编撰《资治通鉴》不过问时事。

这些争斗只是政见不同的争斗。

当年苏东坡深陷“乌台诗案”,已经退居金陵的王安石也上书: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?”因为这句话,苏轼得到从轻发落,贬为黄州团练副使,

这就是四个人的关系,从好(师)友到相互争斗,但是底线还是有的。

录一下各自对对方的评价:

司马光评价王安石:人言安石奸邪,则毁之太过;但不晓事,又执拗耳。

苏东坡对司马光的评价:公忠信孝友,恭俭正直,出于天性。自少及老,语未尝妄,其好学如饥之嗜食,于财利纷华,如恶恶臭,诚心自然,天下信之。

对欧阳修的评点:

王安石说:如公器质之深厚,知识之高远,而辅学术之精微,故充于文章,见于议论,豪健俊伟,怪巧瑰琦。

苏东坡说:论大道似韩愈,论事似陆贽,记事似司马迁,诗赋似李白。

欧阳修作为前辈,还是受到这些晚辈的尊重,至于苏轼、司马光、王安石差不多平辈,就不怎么客气了。但他们之间的相争只是君子相争,是为天下而争,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相争。

欧阳修是范仲淹手下的小弟,曾经跟随范仲淹一起,在宋仁宗时期主持过庆历新政。而王安石和司马光,又都是欧阳修的小弟,他们都是欧阳修在宋仁宗时期举荐给朝廷的。

至于苏轼,那就是这几个人共同的弟弟了。准确来说,苏轼是欧阳修的门生,苏轼考取进士的那一年,恰好就是欧阳修主持考试,因此苏轼可以尊称欧阳修一声老师。

我们从年龄上也能看得出这四个人的关系。范仲淹出生于公元989年,欧阳修出生于公元1007年,司马光出生于1019年,王安石出生于1021年,苏轼最小,出生于1037年。

基本上是10年一个层次,这几位都是宋朝赫赫有名的文人,也都是政坛上著名的政治家。除了苏轼的政治地位稍微低一些,其他人都进入过宋朝中枢机构,王安石和司马光更是先后担任过宋朝的宰相。但是他们之间却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。

范仲淹和欧阳修一同改革,一同被贬。

先天下之忧而忧,后天下之乐而乐。这句话估计每个中国人都能张口就来,这便是范仲淹的名句。其实他还有更有意思的一句话: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,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。

这话是什么意思呢?我在朝廷里面做官的时候,担心的是老百姓们过得好不好。真正让我到了地方上做官以后,我又开始担心皇帝过得好不好。

其实范仲淹的一生,恰好能用这句话来形容。宋仁宗掌握实权以后,对宋朝冗兵、冗官以及冗费额的现象非常不满,于是打算发起改革。

当时的范仲淹担任参知政事,也就是副宰相的意思。他得到了宋仁宗的器重,担任了这次改革的主要领导。结果范仲淹一口气上书10条改革方略,把贵族势力得罪的彻彻底底。

宋朝才经历了4个皇帝,范仲淹就要对贵族集团动手了,这肯定会遭到各方面势力的打击。结果宋仁宗顶不住压力,向贵族集团妥协,范仲淹心知不妙,立刻自请出去做官,为期不到两年的庆历新政便这么失败了。

然更张无渐,规摹阔大,论者以为不可行。及按察使出,多所举劾,人心不悦。自任子之恩薄,磨勘之法密,侥幸者不便,于是谤毁稍行,而朋党之论浸闻上矣。—《宋史》

当时的欧阳修还没有进入核心机构,只是一名谏官,专门上书提意见的那种,他紧跟着范仲淹一起搞新政,相当于是他的马仔。新政失败以后,他也被贬到了地方做知州,也就是滁州。

我们曾经读过欧阳修的《醉翁亭记》,那就是在庆历新政失败以后写的,环滁皆山也,这一句话可也是流传千古的写景名句。

司马光和王安石,那就是一对生死冤家。

司马光和王安石的年纪相仿,两个人中进士的时间也相差不多,所以基本上算是同一个时代的文人。他们刚考上进士的时候,欧阳修已经在搞庆历新政了。可见他们和欧阳修之间还是有代沟的。

他们俩最初的关系是相当好的,两人彼此都很欣赏对方的人品。尤其是司马光,曾经在宴会上,发现王安石说自己滴酒不沾,于是从头到尾就没有喝过一口别人的敬酒,这种胆略气度,深深吸引了司马光。

安石曰:\”近臣不知为谁,若两宫有言,乃向经、曹佾所为尔。\”冯京曰:\”臣亦闻之。\”安石曰:\”士大夫不逞者以京为归,故京独闻其言,臣未之闻也。\”监安上门郑侠上疏,绘所见流民扶老携幼困苦之状,为图以献,曰:\”旱由安石所致。去安石,天必雨。\”侠又坐窜岭南。—《宋史》

于是司马光悄悄把自己小时候砸缸救人的故事讲述给了王安石听,因此王安石对司马光也十分敬佩,两人就这么成为了至交好友。

但是这两个人后来却分道扬镳了,为什么呢?其实跟个人的交情是没有关系的,主要是政见不同。

司马光天天读史书,所以因循守旧,不愿意做任何改革方面的尝试。而王安石是个激进派,他成天就想着要改革,要变法。早在宋仁宗时期他就曾经上书过,打算变法。

可惜宋仁宗胆子小,经历了上次变法失败的教训后,他只能把王安石留给子孙后代了。王安石到了宋神宗时代,就成了宠儿一枚,不仅担任了宰相,而且主持变法。

同时期的司马光因为反对变法,气愤之余回家写书了,这一写就是19年时间。这期间王安石两起两落,而变法事业也进入了瓶颈期,最终王安石被变法同盟们出卖,再也没有机会复出。

宋神宗努力打算延续熙宁变法,可惜能力有限,就算累死了,也没实现将变法策略贯彻下去的结果。

等到宋神宗死后,宋哲宗上台,老太后高滔滔主政,她也是一个守旧派,于是启用了司马光。司马光很高兴啊,上来就把王安石变法的所有内容都给废除了,直接把王安石给气死了,当然没多久他也挂了。两个人可谓是相爱相杀了一辈子。

苏轼跟范仲淹是没有交集的。

这四个人里,苏轼唯独跟范仲淹没有交集,毕竟欧阳修已经是苏轼的老师了,而欧阳修只是范仲淹的小弟,辈分差太多了。

等到苏轼在公元1057年高中进士的时候,范仲淹已经凉了5年之久了。不过苏轼跟其他三位的关系却非同一般。

欧阳修亲自录取了苏轼,因此成为了苏轼的老师,这是永远不会改变的事实。而王安石和司马光最初跟苏轼都是好朋友,他们彼此欣赏对方的文采和人品。

可是等到王安石变法开始以后,几个人的矛盾就出现了。当时欧阳修已经退休了,王安石本打算重用苏轼,结果苏轼却觉得王安石变法的某些内容不应该这么着急发出,最好是慢慢来。

这可把王安石气坏了,结果王安石一怒之下就把苏轼给调出去做官了。等到王安石变法失败以后,高滔滔执政期间,司马光又打算重用苏轼,于是将他弄了回来,还让他做到了三品的翰林学士,这是苏轼在政治上的巅峰了。

结果苏轼又跑过来喷司马光,认为变法中的某些策略还是不错的,不该全部废除。结果司马光认为他是异类,又把他弄出去做官了。

此后苏轼被各种打压,总是是变法派和守旧派都不喜欢他。因此他也只能是小舟从此逝,江海寄余生了。

总结:宋仁宗时期的文人最幸福。

宋仁宗虽然软弱了一些,但是他堪称是最仁慈的皇帝。他在位期间的文人是最幸福的,因为可以畅所欲言,真正做到了言者无罪。

因此这个时代涌现出了一大帮优秀的文人,前期的范仲淹、韩琦、富弼,中期的欧阳修、王安石、司马光,后期的苏轼、苏辙、曾巩等人。

这些人才是历史上最宝贵的财富,因为他们创造了若干中华文化中不可抹去的瑰宝,这些东西才是真正无价的。

参考资料:《宋史》

北宋的范仲淹、欧阳修、司马光、王安石、苏轼想必大家一定熟悉的很,他们经常出现在我们语文和历史课本上面,欧阳修,苏轼是唐宋八大家之一,而司马光、王安石是北宋名相,范仲淹则有那句名闻天下的““先天下之忧而忧,后天下之乐而乐”的美句。对于他们,大家熟悉归熟悉,可他们之间的关系你们知道多少?

范仲淹(公元989年-1052年)出生时,北宋刚建立还没满30年,他为官是在宋真宗(公元997年-1022年在位)和宋仁宗(公元1022年-1063年在位)时期,在仁宗朝曾主持了以吏治为中心的庆历新政(公元1041年-1048年),而欧阳修是改革派中的重要成员,后来改革失败两人都因此被贬。

欧阳修(公元1007年-1072年)为官历经宋真宗,宋仁宗,宋英宗(公元1063年-1067在位),宋神宗(1067年-1085年在位),不过他主要的政绩还是在仁宗朝,后来神宗朝的宰相王安石,哲宗朝的宰相司马光,都是由他推荐从而仕途高升的,而这两人在当时是他的政敌。在神宗朝时,他年事已高,主要任务就是养老。

司马光(公元1019年-1086年),历仕仁宗、英宗、神宗、哲宗(公元1085年—1100年在位)四朝,卒赠太师、温国公,谥文正。神宗死后,司马光被哲宗启用为宰相,上台后他和保守派全面反对王安石的改革:凡是王安石立的新法,不论好坏,统统废止;凡是王安石革除的规矩,不论利弊,又通通恢复,史称元祐更化。

王安石(公元1021年-1086年),历仕仁宗、英宗、神宗三朝,他和司马光在仁宗朝可以说是打酱油,没什么话语权。到了哲宗朝时,他挂了个闲职养老,打了一会酱油就和司马光一起归天了,不过他还死在司马光前面。在神宗朝时,受神宗重用,拜相改革,史称熙宁变法,又称王安石变法。

苏轼(公元1037年-1101年),这小子跟前辈相比,他就是个打酱油的,而且打了仁宗、英宗、神宗、哲宗四朝,还在宋徽宗朝(公元1100一1125年)呆了一年多。他要是能活到90多岁,都能亲眼见到靖康之耻,徽钦二帝被掳,北宋灭亡,南宋偏安一隅开朝建国。

综上所述,这五人的辈分就是:范仲淹和欧阳修是一代人,司马光和王安石是一代人,苏轼是前面四个人的后辈。你以为这就完了?他们就这点关系?错,大错特错!

范仲淹和欧阳修两人之间关系极好,是好哥们,范仲淹作为大哥,对欧阳修多有照顾。仁宗朝庆历新政失败后,范仲淹被贬,欧阳修仗义为兄,连续上书为其力争,最后也因“朋党”一事屡屡遭人口诛笔伐。最后还被设计,以“侵占外甥女财产”之罪出贬滁州。

仁宗朝时,欧阳修与王安石最开始二人关系还不错,欧阳修作为文坛领袖、政坛前辈还和王安石互赠诗文(《赠王介甫》与《奉酬永叔见赠》),并向韩琦举荐王安石。后期到了神宗朝,他却因为政见不合,对新法多有抵触,在地方执政期间曾拒不执行新法有关工作,致使与王安石在政治上交恶,后来干脆颐养天年去了。

王安石和司马光两人入朝为官前,都已经是名满天下的人物。宋神宗即位三个月就重用两人,头天王安石任命为江宁知府,第二天司马光就任命为翰林学士。他俩是朋友,私交上倒也过得去,但在政治上的死对头,两人联手做出了历史上鼎鼎有名的“君子之争”。

二人为政时斗的不可开交,你来我往之下十余年苦斗,虽然司马光文采斐然,兢兢业业,但其工作能力实在及不上王安石,在争斗中明显处于下风,以至于在王安石当政时期几乎是黯淡无光,碌碌无为,期间还被贬去西京洛阳,安心编撰《资治通鉴》去了。

至于苏轼,真的是朵奇葩,虽与王安石,司马光同朝为官,但在变法派得势时反变法派,结果被贬,在守旧派得势时反守旧派,结果还是被贬,两边不讨好,一生在朝中都不如意。王安石说他:华辞诚无用,有吏材则能治人。连宋神宗都说:苏轼非佳士。皇上都看不上你,你还能做什么呢。

司马光掌权后,对他全面废除新法持反对意见,苏东坡说:新法有利有弊,应予以甄别,把好的留下,坏的剔除就行。这话很是在理,司马光却对他发起脾气来。于是苏轼对司马光说:当年韩琦做宰相,阁下做谏官,争得面红耳赤也不管不顾。难道现在自己大权在握,就不许苏东坡知无不言了吗?司马光马上笑着道歉,但依然不改。

而苏轼参加科举的那一年主考官是欧阳修,苏轼的第二名是欧阳修亲点的,两个人有师生之谊,欧阳修在放榜后给梅圣俞写信,称“读轼书,不觉汗出。快哉快哉!老夫当避路,放他出一头地也”。欧阳修死后,苏轼还写了诗词纪念他。他俩还是亲家,因为欧阳修的孙女后来嫁给了苏东坡的第二个儿子。

至于苏轼和王安石,虽政见不同,不过私下里交情还是不错的,他俩常一起游玩,谈论诗文,或是畅谈国事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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