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韩愈在为官期间有哪些政绩?

2022-08-10 0 393

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韩愈在为官期间有哪些政绩?

2009年中央电视台中秋晚会现场,是在江西省宜春市。主持人这样介绍:“……我想到的是唐代大诗人韩愈赞美宜春的作品,‘莫以宜春远,江山多胜游。’可以看出,韩愈是宜春最好的旅游代言人了。”

“说起来,韩愈和我们宜春有着很深的渊源,当年他曾经是宜春刺史,而且大力兴办教育,培养了众多人才。宜春为了纪念这位大文豪,在袁山修建了一座昌黎阁。今天晚上,这轮明月伴着昌黎阁,真让人无限感慨。”

在如今的宜春,不光有昌黎阁,还有昌黎书院、昌黎广场、昌黎亭、昌黎巷、昌黎路、昌黎论坛——这些都是为了纪念韩愈为宜春所做的贡献而建立的。

唐宪宗元和十五年(820)正月,韩愈从潮州刺史调任到宜春(古名袁州)刺史。虽然他在宜春只有短短的9个月,却依然爱民如子,为宜春百姓做了几件最突出的事迹,政绩突出。

首先就是释放奴婢。韩愈到宜春以后发现当地有这么一个现象:贫困人家借钱,通常以自己的子女为抵押。如果在约定的时间内还不了钱,那子女就只能终生留在别人家做奴仆。韩愈在宜春期间一次就放免了731位奴婢,并在《应所在典贴良人男女状》一文中写到:“……我在到宜春时,一天就查放了731位奴婢,而且都是好人家的孩子。我追查了一下他们做奴婢的原因,有的是因为水旱灾害导致作物无收,有的是拖欠税收或别人钱财,这才将人身作为抵押来偿还债务。而且这种现象越来越严重。仅在一个宜春就有七百多人,则天下这么多州郡,其数量是相当惊人的。”

等到韩愈回京后,即上奏唐穆宗。穆宗采纳其建议,通令全国不许典贴良人男女作奴婢。这一措施解救了成千上万的奴隶,赢得人们的广泛赞誉。

心系百姓仰山求雨,求得甘霖众皆雀跃。韩愈任宜春刺史的这年夏季,普天大旱,土地干裂,百姓生活非常贫困。韩愈、县令与当地有名望的士绅们先是在附近的城隍庙求雨,后来又去仰山神庙求雨,他还一共写了3篇祭文。

以“抵斥异教,风节凛然”著称的韩愈,任宜春刺史时居然祈雨仰山;而且为了祈雨,宁愿神灵降罪于个人,其爱民之心天地可鉴。果然不久天降甘霖,大地复苏,百姓激动万分。雨来了以后,韩愈又写下了《谢雨文》。

自韩愈开了仰山求雨的先河以来,从此千余年里,地方官吏每年春、秋两季都要前往仰山古庙祭典,后来发展到“仰山行祀几半天下”。

韩愈还在宜春大施教化,兴办书院,开启民智,推举人才,使得宜春一时教育盛行,人才辈出。五代诗人韦庄在《袁州作》中描绘的宜春现象,是家家谋生的方式均系琴和书,并且这一带儒学盛行。十几年后,江西的第一个状元卢肇即出自袁州,紧随其后的还有第二个状元易重,而黄颇、李潜等知名学子都考取了功名。

中晚唐时,“袁州进士半江西”,意思是江西考取的进士中有一半乃宜春人。这与韩愈在袁州“倡明道学”、大施教化是分不开的。

韩愈作为地方最高长官,他不谋私,不谋利,心中装着人民,为老百姓办好事、实事,老百姓欢迎这样的官,希望有这样的官。

韩愈还是一种榜样,后任的官用韩愈来激励自己,向他学习,向他看齐,尽力做到吏治清明、治政有方。老百姓也用韩愈为样板,来衡量、监督、评价一代一代的官员。

韩愈对读书人也有着一种巨大的教化和激励作用。他在古文运动中的地位,他的社会声誉、文化造诣、思想境界、写作水平、人格力量等,都是读书人的一个楷模。在读书人的持久带动下,各地的民风民气和文化沉淀,无形中又有了一种代代传承的潜移默化的作用。

韩愈,这位被北宋文学家苏轼喻为“文起八代之衰,而道济天下之溺;忠犯人主之怒,而勇夺三军之帅”的士大夫,虽然只在宜春呆了短短的9个月,却犹如慧星划过时空,映照在宜春这片钟灵毓秀的土地上,其道风遗韵永载史册,为后世铭记。

韩愈为唐宋八大家之首,其文章写得好是真的。所以,我读韩愈其人是从读韩愈其文开始的,因为中学课本上就有他的《师说》、《进学解》。课外阅读,各种选本上韩文也随处可见。他的许多警句,如:“师者,所以传道、授业、解惑也”,“业精于勤荒于嬉,行成于思毁于随”等,跨越了一千多年,仍在指导我们的行为。  

但由文而读其人却是因一件事引起的。去年,到潮州旅游,潮州有韩公祠,祠依山临水而建,气势雄伟。祠后有山曰韩山,祠前有水名韩江。当地人说此皆因韩愈而名。我大惑不解,韩愈一介书生,怎么会在这天涯海角霸得一块山水,享千秋之祀呢?  

原来有这样一段故事。唐代有个宪宗皇帝十分迷信佛教,在他的倡导下国内佛事大盛,公元八一九年,又搞了一次大规模的迎佛骨活动,就是将据称是佛祖的一块朽骨迎到长安,修路盖庙,人山人海,官商民等舍物捐款,劳民伤财,一场闹剧。韩愈对这件事有看法,他当过监察御史,有随时向上面提出诚实意见的习惯。这种官职的第一素质就是不怕得罪人,因提意见获死罪都在所不辞。所谓“文死谏,武死战”。韩愈在上书前思想好一番斗争,最后还是大义战胜了私心,终于实现了勇敢的“一递”,谁知奏折一递,就惹来了大祸;而大祸又引来了一连串的的故事,成就了他的身后名。 

韩愈是个文章家,写奏折自然比一般为官者也要讲究些。于理、于情都特别动人,文字铿锵有力。他说那所谓佛骨不过是一块脏兮兮的枯骨,皇帝您“今无故取朽秽之物,亲临观之”,“群臣不言其非,御史不举其失,臣实耻之。乞以此骨付之有司,投诸水火,永绝根本……岂不盛哉,岂不快哉!”这佛如果真的有灵,有什么祸殃,就让他来找我吧。(“佛如有灵,能作祸祟,凡有殃咎,宜加臣身。”)这真有一股不怕鬼,不信邪的凛然大气和献身精神。但是,这正应了我们现时说的,立场不同,感情不同这句话。韩愈越是肝脑涂地陈利害表忠心,宪宗越觉得他是在抗龙颜,揭龙鳞,大逆不道。于是,大喝一声把他赶出京城,贬到八千里外的海边潮州去当地方小官。 

韩愈这一贬,是他人生的一大挫折。因为这不同于一般的逆境,一般的不顺,比之李白的怀才不遇,柳永的屡试不第要严重得多,他们不过是登山无路,韩愈是已登山顶,又一下子被推到无底深渊。其心情之坏可想而知。他被押送出京不久,家眷也被赶出长安,年仅十二岁的小女儿也惨死在驿道旁。韩愈自己觉得实在活得没有什么意思了。他在过蓝关时写了那首著名的诗。我向来觉得韩愈文好,诗却一般,只有这首,胸中块垒,笔底波涛,确是不一样: 

一封朝奏九重天,夕贬潮州路八千。

欲为圣明除弊事,肯将衰朽惜残年。

云横秦岭家何在?雪拥蓝关马不前。

知汝远来应有意,好收吾骨瘅江边。 

这是给前来看他的侄儿写的,其心境之冷可见一斑。但是,当他到了潮州后,发现当地的情况比他的心境还要坏。就气候水土而言这里条件不坏,但由于地处偏僻,文化落后,弊政陋习极多极重。农耕方式原始,乡村学校不兴。当时在北方早已告别了奴隶制,唐律明确规定了不准没良为奴,这里却还在买卖人口,有钱人养奴成风。“岭南以口为货,其荒阻处,父子相缚为奴。”其习俗又多崇鬼神,有病不求药,杀鸡杀狗,求神显灵。人们长年在浑浑噩噩中生活。见此情景韩愈大吃一惊,比之于北方的先进文明,这里简直就是茹毛饮血,同为大唐圣土,同为大唐子民,何忍遗此一隅,视而不救呢?用我们现在的话说,就是同在一片蓝天下,人人都该享有爱。按照当时的规矩,贬臣如罪人服刑,老老实实磨时间,等机会便是,决不会主动参政。但韩愈还是忍不住,他觉得自己的知识、能力还能为地方百姓做点事,觉得比之百姓之苦,自己的这点冤、这点苦反倒算不了什么。于是他到任之后,就如新官上任一般,连续干了四件事。一是驱除鳄鱼。当时鳄鱼为害甚烈,当地人又迷信,只知投牲畜以祭,韩愈“选材技吏民,操强弓毒矢”,大除其害。二是兴修水利,推广北方先进耕作技术。三是赎放奴婢。他下令奴婢可以工钱抵债,钱债相抵就给人自由,不抵者可用钱赎,以后不得蓄奴。四是兴办教育,请先生,建学校,甚至还“以正音为潮人语”,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推广普通话。不可想象,从他贬潮州到再离潮而贬袁州,八个月就干了这四件事。我们且不说这事的大小,只说他那片诚心。我在祠内仔细看着题刻碑文和有关资料。韩愈的确是个文人,干什么都要用文章来表现,也正是这一点为我们留下了如日记一样珍贵的史料。比如,除鳄之前,他先写了一篇《祭鳄鱼文》,这简直就是一篇讨鳄檄文。他说我受天子之命来守此土,而鳄鱼悍然在这里争食民畜,“与刺史亢拒,争为长雄。刺史虽驽弱,亦安肯为鳄鱼低首下心。”他限鳄鱼三日内远徙于海,三日不行五日,五日不行七日,再不行就是傲天子之命吏,“必尽杀乃止”!阴雨连绵不断,他连写祭文,祭于湖,祭于城隍,祭于石,请求天晴。他说天啊,老这么下雨,稻不得熟,蚕不得成,百姓吃什么,穿什么呢?要是我为官的不好,就降我以罪吧,百姓是无辜的,请降福给他们。(“刺史不仁,可以坐罪;惟彼无辜,惠以福也。”)一片拳拳之心。韩愈在潮州任上共有十三篇文章,除三篇短信,两篇上表外,余皆是驱鳄祭天,请设乡校,为民请命祈福之作。文如其人,文如其心。当其获罪海隅,家破人亡之时,尚能心系百姓,真是难能可贵了。

一个人为文不说空话,为官不说假话,为政务求实绩,这在封建时代难能可贵。应该说韩愈是言行一致的。他在政治上高举儒家旗帜,是个封建传统思想道德的维护者。传统这个东西有两面性,当它面对革命新潮时,表现出一副可憎的顽固面孔。而当它面对逆流邪说时,又表现出撼山易撼传统难的威严。韩愈也是这样,他一方面反对宰相王叔文的改革,一方面又对当时最尖锐的两个社会问题,即藩镇割据和佛道泛滥,深恶痛绝,坚决抨击。他亲自参加平定叛乱。到晚年时还以衰朽之身一人一马到叛军营中去劝敌投诚,其英雄气概不亚于关云长单刀赴会。他出身小户,考进士三次落第,第四次才中进士,在考官时又三次碰壁,乌纱帽得来不易,按说他该惜官如命,但是他两次犯上直言,被贬后又继续尽其所能为民办事。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,以国为任,以民为本,不违心,不费时,不浪费生命。他又倡导古文运动,领导了一场文章革命,他要求“文以载道”、“陈言务去”,开一代文章先河,砍掉了骈文这个重形式求华丽的节外之枝,而直承秦汉。所以苏东坡说他:“文起八代之衰,道济天下之溺。”他既立业又立言,全面实践了儒家道德。 

当我手倚韩祠石栏,远眺滚滚韩江时,我就想,宪宗佞佛,满朝文武,就是韩愈敢出来说话,如果有人在韩愈之前上书直谏呢?如果在韩愈被贬时又有人出来为之抗争呢?历史会怎样改写?还有在韩愈到来之前潮州买卖人口、教育荒废等四个问题早已存在,地方官吏走马灯似的换了一任又一任,其任职超过八个月的也大有人在,为什么没有谁去解决呢?如果有人在韩愈之前解决了这些问题,历史又将怎样写?但是没有,什么都没有。长安大殿上的雕梁玉砌在如钩晓月下静静地等待,秦岭驿道上的风雪,南海丛林中的雾瘅在悄悄地徘徊。历史终于等来了一个衰朽的书生,他长须弓背双手托着一封奏折,一步一颤地走上大殿,然后又单人瘦马,形影相吊地走向海角天涯。

人生的逆境大约可分四种。一曰生活之苦,饥寒交迫;二曰心境之苦,怀才不遇;三曰事业受阻,功败垂成;四曰存亡之危,身处绝境。处逆境之心也分四种。一是心灰意冷,逆来顺受;二是怨天尤人,牢骚满腹;三是见心明志,直言疾呼;四是泰然处之,尽力有为。韩愈是处在第二、第三种逆境,而选择了后两种心态,既见心明志,著文倡道,又脚踏实地,尽力去为。只这一点他比屈原、李白就要多一层高明,没有只停留在蜀道叹难,江畔沉吟上。他不辞海隅之小,不求其功之显,只是奉献于民,求成于心。有人研究,韩愈之前,潮州只有进士三名,韩愈之后,到南宋时,登第进士就达一百七十二名。是他大开教育之功。所以韩祠中有诗曰:“文章随代起,烟瘅几时开。不有韩夫子,人心尚草莱!”这倒使我想到现代的一件实事。一九五七年反右扩大化中,京城不少知识分子被错划为右派,并发配到基层。当时王震同志主持新疆开发,就主动收容了一批。想不到这倒促成了春风渡玉门,戈壁绽绿荫。那年我在石河子采访,亲身感受到充边文人的功劳。一个人不管你有多大的委屈,历史绝不会陪你哭泣,而它只认你的贡献。悲壮二字,无壮便无以言悲。这宏伟的韩公祠,还有这韩山韩水,不是纪念韩愈的冤屈,而是纪念他的功绩。  

李渊父子虽然得了天下,大唐河山也没有听说哪山哪河易姓为李,倒是韩愈一个罪臣,在海边一块蛮夷之地施政八月,这里就忽然山河易姓了。历朝历代有多少人希望不朽,或刻碑勒石,或建庙建祠,但哪一块碑哪一座庙能大过高山,永如江河呢?这是人民对办了好事的人永久的纪念。一个人是微不足道的,但是当他与百姓利益,与社会进步连在一起时就价值无穷,就被社会所承认。我遍读祠内凭吊之作,诗、词、文、联,上自唐宋下迄当今,刻于匾,勒于石,大约不下百十来件。一千三百多年了,各种人物在这里奖韩公不知读了多少遍。我心中也渐渐泛起这样的四句诗:

一封朝奏九重天,夕贬潮州路八千。

八月为民兴四利,一片江山尽姓韩。

元和十四年(公元819年)位居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因上书唐宪宗《论佛骨表》而被贬为潮州刺史。驻潮短短的八个月,韩愈多次率众祭神,成就了延师兴学、驱鳄除害、关心农桑、赎放奴婢等丰功伟绩,更有《祭鳄鱼文》等五篇祭文流传至今。

北宋年间,潮州始建韩文公祠,将韩愈作为神灵来供奉。

并于清光绪廿九年(1903年)创立了“惠潮嘉师范学堂”,现为韩山师范学院,其前身为宋元祐五年(公元1090年),潮州人民为纪念韩愈而建立的“韩山书院”。

可见,韩愈虽然在潮州任职时间不长,功绩却是卓越的,也因此受到潮汕人民的肯定和拥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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