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代名相王安石被《宋史》列入“奸臣传”,是真的吗?为什么?

2022-08-10 0 279

一代名相王安石被《宋史》列入“奸臣传”,是真的吗?为什么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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漫谈新政





元人在《宋史》中以宋人的评议修十五奸臣传,没有老王的一席之地。就如如今的TT优答没有为为国钓鱼留下一席之地是一模一样的

这十五位中,个人认为只有章惇、赵良嗣的入传资格有待评估,其他以秦相公为代表的十三位的确可以算得上合情合理,众望所归

关于变法已经写过几次答案,此次从简



1.王安石与过山车

对王安石的评价曾经很高,高到配飨孔庙。从北宋末年钦宗朝便开始一路走低,其原因无非是钦宗面临的灭亡危机来自他爹徽宗,他爹又特别喜欢祸国秧民的蔡京等六贼,而蔡京是王安石提拔上来的貌似新党的自利党


高宗赵构更把北宋灭亡的锅一股脑扣在王安石头上,原因有二

1.宋朝要延续就要扔北宋灭亡的锅,赵构不方便直接指着蔡京等人骂得太狠,蔡京这么坏却得到徽宗宠信,跟直接骂他爹是昏君没两样。骂提拔了蔡京的王安石就能达到同样的效果,又不伤与徽宗、钦宗的脸面

2.最开始支持赵构上台的有份量的宗室人物是元祐孟皇后。元祐七年,宣仁高太后把孟氏塞给哲宗做皇后,高太后反对新法,孟皇后对有知遇之恩的高太后言听计从,自然也支持旧党。新党章惇很巧妙地使孟皇后在宫斗中失败被废,好不容易在哲宗临死前复了后位,又在徽宗崇宁初年被蔡京撸下了课。孟皇后支持赵构,赵构在法理上必须承认旧党一贯正确。旧党正确了,老王自然被踩到沟沟里




2.北宋与新政



自真宗朝澶渊之盟到仁宗宝元年间,天下虽无大事,却募兵益众,广施恩荫,文恬武嬉



“国家用度素广,储蓄不厚,民力颇困,是则可忧……边陲虽宁而兵备不省,徭役虽简而农务不笃,外厚币聘而内丰廪给,至于虚用冗费,难以悉数……故田税不足,重以禁榷,凡山泽、市井之利,靡有厚薄,悉入于公上,而民不得售……天下太平已久,而财不藏于国,又不在于民……”~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一百二十三.宝元二年五月癸卯.贾昌朝上疏

冗兵、冗官、给契丹的岁币(此时银十万两,绢二十万匹)、滥赏等开支已经掏空了大宋看似强壮的身体。宋夏大战在即,曾掌管过京师财务工作的贾昌朝不担心战事,却担心宋朝财力无法支撑。事实证明,他想少了



经过庆历(重熙)增币,宋朝向契丹岁纳银二十万两,绢三十万匹。西夏战争以元昊称臣告一段落,宋朝给西夏岁赐银七万二千两,绢十五万匹,茶三万斤

北宋官员队伍进一步扩编,军队规模勇破一百二十万大关

庆历三年,就连仁宗都感到这样下去会出事的,数次命范仲淹、韩琦等人拿出解决办法

上既擢范仲淹、韩琦、富弼等,每进见,必以太平责之,数令条奏当世务……

宋朝的弊端大伙都看在眼里,但谁都不敢去随意动别人的蛋糕。见诸位名臣不给力,仁宗火了

既又开天章阁,召对赐坐,给笔札使书于前。仲淹、弼皆惶恐避席,退而列奏

具体内容太长,只摘总要部分如下

“我国家革五代之乱,富有四海,垂八十年,纲纪制度,日削月侵;官壅于下,民困于外;疆场不靖,寇盗横炽,不可不更张以救之。然欲正其末,必端其本,欲清其流,必澄其源……”

~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一百四十三


范仲淹提出十条意见,1.明黜陟;2.抑侥幸;3.精贡举;4.择官长;5.均公田;6.厚农桑;7.修武备;8.减徭役;9.覃恩信;10.重命令

其中1、2、3、4、9、10条都与官员有直接关系,另外四条需要官员去具体落实。很明显,范仲淹认为:

要解决我大宋目前存在的问题,首先要加强对官员的管理工作,要在官员队伍中开展思想品德教育,立树六个代表,培养全心全意为草民服务的公仆意识



以范仲淹《答手诏条陈十事》为纲,北宋开始了第一场变革。可惜,蛋糕真的不能乱动,一年后范老爷子被便支走了,轰轰烈烈的庆历新政无疾而终





3.王安石与跷跷板


如果以范仲淹的标准,王安石变法无疑是舍本求末,他跳过了统一官员思想、建设执行者水平这个环节,直接领着一帮人甩开膀子冲着孔方兄干了起来

老王变法大刀阔斧,凡是支持变法的都是自己人,凡是对任意一项新法持反对意见的都被老王逼成了敌人。在王安石的敌人中,最有代表性的莫过于王安石曾经的朋友、在仁宗朝就吵吵着要变法的司马光,当着神宗的面都忍不住要和王安石吵架

安石曰:“善理财者,民不加赋而国用足”

光曰:“天下安有此理?天地所生财货百物,止有此数,不在民,则在官,彼设法夺民,其害甚于加赋”

~《宋史》卷三百三十六.司马光


私下里司马光曾几次以朋友的身份写信给王安石提出自己的建议

安石与光素厚,光援朋友责善之义,三诒书反覆劝之,安石不乐

朝廷任命司马光为枢密副使的事也因为王安石的缘故作废。然而大家都知道,司马光原本对王安石和变法都没有恶意





4.王安石..盖棺与定论


神宗死后哲宗即位,早就对变法不爽的太皇太后高太后垂帘听政,启用司马光、文彦博、吕公著等旧党,以母改子,尽废新法,史称“元祐更化”

元祐元年四月,王安石死后,司马光给吕公著写了一封信

“介甫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,但性不晓事而喜遂非,致忠直疏远,谗佞辐辏,败坏百度,以致于此。今方矫其失,革其弊,不幸介甫谢世,反覆之徒必诋毁百端……”

在司马光的建议下,王安石死后的待遇是:

诏再辍视朝,赠太傅,推遗表恩七人

~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三百七十四

即便如司马光等旧党,也给予了王安石应有的待遇和相对公允的评价~个人才干突出,品行端正,但变法急于求成,个性狷直,用人不当

司马光提议朝廷厚待王安石的原因在于他早就料到,后世必有反覆小人会拼命诋毁王安石


赵构看到这段,老脸微微一红



朱熹在谈起王安石和司马光时说

(王安石)渠初来,只是要做事。到后面为人所攻,便无就去……

(司马光)渠亦只见荆公不是,便倒一边。如东坡当初议论,亦要变法,后来皆改了。

~《朱子语类》卷一百三十

王安石因变法而受攻讦,走了极端;司马光和苏轼因王安石很极端,便走向了另一个极端

以上诸公都是一代人杰,奈何我大宋已经病入膏肓,积重难返



因变法推新得罪了当时的皇上,也得罪了一些大臣。

被誉为“法家先驱”、 “圣人之师”、“华夏文明的保护者”、“华夏第一相”的管仲曾说:凡治国之道,必先富民。民富则易治也,民贫则难治也。奚以知其然也?民富则安乡重家,安乡重家则敬上畏罪,敬上畏罪则易治也。民贫则危乡轻家,危乡轻家则敢凌上犯禁,凌上犯禁则难治也。故治国常富,而乱国常贫。是以善为国者,必先富民,然后治之。

意思是说,大凡治国的道理,一定要先使人民富裕,人民富裕就容易治理,人民贫穷就难以管控。人民富裕就安居乐业而爱惜家园,安乡爱家就恭敬君上而畏惧刑罪,敬上畏罪就容易治理了。人民贫穷就会背井离乡而轻视家国,民不聊生就会违犯禁令,甚至铤而走险造反作乱。因此,善于治理国家的君主,一定要先使人民富裕,国家才会长治久安。

王安石变法是宋神宗时期,王安石曾任地方官多年,很得百姓称赞,他也在从政实践中,发现了北宋所面临的积贫积弱局面。亲眼看到社会问题的严重性,冗官、冗兵、冗费的弊端愈演愈烈,社会矛盾越来越尖锐,军费开支庞大,官僚机构臃肿,国家财政困难。而广大农民由于豪强土地兼并、高利贷盘剥和赋税徭役的繁重,各种矛盾正在酝酿激化。

多年的地方官经历,使王安石认识到了弊政的危局是‘’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,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‘’。因此王安石就向皇帝上书,指出天下财力困穷,在于吏政败坏。并提出理财方案:‘因天下之力,以生天下之财;取天下之财,以供天下之费。’的变法主张,希望通过社会改革运动。变法维新,革除弊端,发展生产,富国强兵,挽救宋朝政治危机,适应时代变化发展。

但是变法触犯和限制了地主官僚的利益,这些官僚权贵联合起来共同反对阻挠变法,甚至对王安石展开人身與论攻击,迫使王安石两度辞去宰相职务,更有甚者,贪官污吏利用推行变法,借机把官僚贵族的负担转嫁到百姓头上,对老百姓盘剥压榨,也使天下百姓对变法愤愤不平。认为王安石不通人情不明事理,皆呼为‘拗相公’。

据史书记载,虽然变法规定的利息是二分,但经过中间贪官污吏的层层盘剥,最后贷款农民要返还的实际利息,竟达到原先设定的三十倍,比高利贷还要高许多。于是逼得农民宁肯去借高利贷,也不敢向政府贷款。变法的“利民之政”变成了“扰民之举”。

经济利益矛盾历来是社会矛盾和社会动荡的根源。构建社会和谐,必须缩小贫富差距,防止两极分化,合理调整经济利益,解决利益均衡问题。穷则独善其身,富则皆济天下。富贵者,不能只图自己骄奢淫逸,应该想着为民排忧解难。

王安石的变法在宋神宗赵顼朝曾扭转了财政危机和社会状况,这也足以让王安石引以为傲。然而富足的景象到了徽宗朝,奸佞的蔡京为轻佻的赵佶提出〉丰亨豫大。掠夺民财以享天下之奉,君视民如草芥,民视君如寇仇,腐朽的统治终于使老百姓不堪忍受,激化矛盾暴发起义,金国趁机南下侵略。就在金军兵临汴京城下,朝堂之上仍在嘈嘈杂杂,该管的不管,不管炮石,却管安石。仍在诅咒王安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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