王安石又称“拗相公”,执拗性格形成的背后,是哪种能力的欠缺?

2022-08-10 0 851

王安石又称“拗相公”,执拗性格形成的背后,是哪种能力的欠缺?

宰相王安石是北宋著名思想家、政治家,“最好的士大夫”。王安石首先是个文人,一个文章和道德都无可挑剔的文人。在文学史上,他位列“唐宋八大家”,其造诣曾令欧阳修等文坛前辈赞叹不已。

然而,王安石有个绰号——“拗相公”。“拗”得搭上了自己的仕。“拗”字,在汉语里是倔强、偏执的意思,是说此人性格古怪,品行异于常人。王安石被人称作“拗相公”,还由于他主持的那场变法伤害了很多人,可他就是不听人劝,一意孤行。可见,“拗”字用在他身上,是个贬义词。

王安石变法——变法把北宋王朝拖入“党争”的漩涡,朝廷空前分裂。

王安石一生中经历的最著名、最惊天动地的事件,应该是熙宁变法。

公元 1069 年启动的、以富国强兵为目的的王安石改革,本应是利民、利国、利朝廷的好事。然而推行的结果,百姓因未得实惠而失望;朝臣非议新法的很多;就是支持改革的宋神宗也时露不满。

从仁宗时代的“市列珠玑,户盈罗绮,竞豪奢”,到徽钦二帝的“靖康耻,犹未雪”,北宋王朝由盛而亡,只花了短短100年时间。而这份亡国的罪状书,很久以来,都由王安石一个人背负了。

直到近代,对王安石的评价才有了180度的转变。梁启超说他是“三代下唯一完人”,列宁称“王安石是中国 11 世纪的改革家”。

王安石“拗相公“是如何形成的呢?王安石到底又有几”拗“呢?从王安石的这几个“拗”,可以看出其大刀阔斧改革背后的一些欠缺:

王安石“拗相公“是如何形成的呢?

  • “拗相公“的萌芽

在常州任内,王安石试图通过营建基础设施为百姓造长远之福。这一回,王安石打算在常州开凿一条运河。但这一主张并未得到浙西转运使的认可,这就意味着王安石无法得到来自外部的人力、物力支持,只能靠征调州内的民夫来完成。开运河自古便是耗费巨大的工程,单靠一州的财力更是难以为继。

此时,常州下属宜兴县的地方官曾规劝王安石“役大而鱼,民有不胜”,不妨从长计议。可以“令诸县岁第一役”,即让每个县轮流承担,每年只做一小部分,“虽缓必成”。但王安石并未听取这一意见。结果,工程开工后不幸遭逢“大霖雨”,最终“民多苦之,多自经死,役竟罢”。

运河工程的无果而终使王安石受到了巨大的打击。王安石虽是悔恨遗憾,却认为罪责并不全在自己身上,也要怪转运司“赋功本狭”和老天爷“淫雨不止”。一意孤行,不思悔改,我们似已能从这位年轻的知州身上,看到他日那位赫赫有名的“拗相公”影子。无助感让王安石一天天对同僚失去了信心,越来越不指望能在朝中找到支持自己主张的伙伴。他由此而变得一意孤行,在他人眼中更是“拗”得无可救药。

  • 与“流俗”决裂

大概与运河工程的失败有关,王安石的常州职任仅仅维持了10个月便宣告结束。嘉箱三年,朝廷王安石任提点江南东路刑狱。这段时期,从他的一份书信中可以看到,王安石倍感正受到来自各方面的非难。王安石说,在此任上,他对于官员犯错处罚原则是:“得吏之大罪有所不治,而治其小罪。于是,有人指责他是“好伺人小过以为明”。

王安石的用意在“正风俗”,他希望海位官吏能受到震慑与惩戍。故而,他专门找那些人人都可能会犯,但却对官场有极不良影响的小错来处理,以最小的代价达到教育目的。但是,当他发现自己的百般努力并未收到成效,风评舆论依旧是日趋对自己不利之后,他改变了对风评的态度,由退让转为针锋相对。他说:“自江东日得毁于流俗之士,顾吾心朱尝为之变,则吾之所存,固无以媚斯世而不能合乎流俗。”自此之后,这种“流俗之言不足恤”的处事态度几乎成了“拗相公”王安石的“标签”。这个“标签”,使得他在日后不幸与很多昔日好友反目,几乎众叛亲离。但同时,也正是这个“标签”,使他摆脱了众口难调的士林的纠缠,能够在变革旧制的道路上走得更远。

  • “万言书”

嘉佑三年(1508年)十月,王安石被委派为三司度支判官。

在此任内,王安石对自己入仕以来所目睹、亲历的种种行政弊端做了深入的思考和归纳,向仁宗皇帝献了一篇长达万言的《言事书》。这篇作品后来被看成王安石变法的最早期蓝本。在这篇论述里,他第一次将矛头大胆地指向了宋代长期奉行的“祖宗之法”,抨击“重文轻武”的国策,还首次提出了“因天下之力,以生天下之财,取天下之财,以供天下之费”的主张,这后来成了王安石变法的核心理念。

上“万言书”后不久,王安石在闲暇时写下了后代流传甚广的名作《明妃曲》。作品的内容是追思汉元帝时和亲塞外的宫女“王昭君”。诗中一句“汉思自浅胡自深,人生乐在相知心”还为其在南宋时找来了不少的责难。“咫尺长门闭阿娇,人生失意无南北。”“含情欲语独无处,传与琵琶心自知。”诗文中的句子,总是让人不由自主地联想:诗里的这位“明妃”,实在与王安石有许多相似之处。一样的桀骜,一样的不安于流俗,一样知音难觅,一样注定失意的命运。这首作品既是悼昭君,也不经意间竟成了王安石的一生之谶。

王安石到底又有几”拗“呢?

  • 第一“拗”
  • 王安石固执、倔强、清高到了相当程度。他认为自己不该做的或他不愿做的事,谁都休想勉强他、说服他去做,就是他的顶头上司也不例外,一点面子也不给。这是王安石的第一“拗”。

    • 第二“拗”

    生活中不拘小节,任性独来,想怎么着就怎么着,别人怎么看根本不管,可列为王安石的第二“拗”。

    下面有个故事:

    宰相王安石是最不修边幅的人。他有时忙着看公文,上朝时来不及吃早点,便拿了面饼坐在上朝的车中去吃,以致弄得满身都是面屑。

    王安石也不讲究卫生,他不太喜欢洗脸,也不常换衣服,因此,有时衣服上竟生了虱子。有一次,王安石和另一位大臣禹玉因事一同去见皇帝,不注意衣着的王宰相衣领上有个小虫,可能是个虱子,它从衣领爬上了王安石的胡须。皇帝看了,不觉暗自好笑。禹玉伸手替他捉去,随口说:“这小虫太光荣了,曾在宰相的胡须上闲荡过!”王安石也觉察到了,于是解嘲地说:“它不仅光荣而且幸福,连皇上都亲眼看到了它。”

    • 第三“拗”

    王安石在生活中经常颠三倒四,表现出一种严重的心不在焉。性情古怪,此为“三拗”也。

    当常州知府的时候,一次参加宴会,宾客满座,几个歌伎正在轻唱一首当红的流行歌曲,“公忽大笑,人颇怪之”。

    对王安石的“怪”,史上负面评价为多,认定他是个奸诈之人,不拘小节.、心不在焉是在“作秀”,给别人看的,目的是捞取政治资本。常州那件事,当时周围的人都是他的下级,看他如此古怪,大家哈哈一笑就过去了,在他的政敌的眼里,这就是别有用心,只有大奸大恶之人才会如此糊弄别人。甚至连皇帝也持这样的看法。

    结论:

    王安石太“拗”了,“拗”得搭上了自己的仕途。可如果不“拗”,他还是王安石吗?那一年,寒冬时至,朝廷里早已不见那个“拗相公”,钟山上倒是多了一位隐居的老人。

    (图片均来自网络)

    感谢题主的问题!

    王安石是著名的诗人,有名的革新派,为官不浮躁,屡次提拨而不受,在基层工作十几年,以侍奉老母为由,多次推掉进京当官的机会。“不畏浮云遮望眼,只缘身在最高层”,从年轻就有远大志向,在基层积累经验,想大有作为。

    从这里也看出王安石的执拗,不合群。

    执拗是源于有志向,有能力,不计较一时的得失。

    等到王安石逐渐做了京官,成了君王身边的侍奉,才展现了过人的才华,终于当上了宰相之职。

    他想干一番事业,推行变法,又称“王安石变法”。因为没考虑权贵的利益,得罪上层社会的权贵,被人算计,最终贬职。

    • 总之,王安石,是实干家,革新派,其政策有利于社会进步,却触动权贵利益,受排挤被贬。也许是性格执拗,也不全是,官场环境的因素大。也说明这人只顾工作,不懂交际,最后败在人际关系上。

    拗:从字意上讲是有主意,固执,偏见乃至不服别人以及管辖等。

    王安石是宋代很有名的文人,如:

    梅花 / [ 宋 ] 王安石

    墙角数枝梅,

    凌寒独自开。

    遥知不是雪,

    为有暗香来。

    其诗作水平与苏轼不相上下。

    他官至宰相后,欲力精图治,革除陋习,大刀阔斧地干一番事业,后因得罪官僚阶层以失败而告终。

    他为人不奸,所以认为只要对社禝有利的事均可干,均可干成,谁料结局很惨。

    有一种说法,“论改革,自古都掉头”。如商鞅变法,被五马分身;晚清以梁启超、康有为为首的戊戌变法,最终六君子变革失败,身首异处…可见古代的中国改革很少成功。

    所以有人称他为拗相公可能出于褒奖,或是有人故意贬低他,认为他不懂官场之道,不会做人,别人不待见他的一种讥讽吧。

    以上是我粗浅解释,见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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